领导机构中，直到离开延安。

　　毛泽东对他在30年代的第二名主要对手态度也很冷淡。王明于1937年终于从莫斯科回国。他从“投降主义”的立场出发攻击统一战线，使毛泽东为之困扰达两年之久。但是王明极力迎合斯大林—据说“西安事变”时斯大林发给毛泽东的电报就是由王明草拟的—其主要问题是忠诚于全民族抗日事业。

　　“你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在召开统一战线会议上的一次激烈争论中，一位国民党官员怒气冲冲地问王明。后来，他又从极左转而极力讨好国民党，支持与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使他看上去像是“红萝卜”(红皮白心)。虽然是政治局委员，王明常以生病为由缺席会议，所以民主对他来说是陷于毛泽东的政治和思想观念中。

　　1939年以后，他在中共权力机构中已无实权，虽然还有一些影响。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惩罚或者报复这位28个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政策执行者。王明仍不断声明自己的观点，在四五十年代，他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中(博古也是如此，直到1946年他去世)。’毛泽东显露出了他的历史意识—他自己在其中的中心地位—当他准备同王明一帮人摊牌时。在秘书胡乔木的协助下，他仔细地清算了中国共产党自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政治和思想发展的状况。这是一个思想任务，也是一个政治任务，它表明毛泽东的思想上的综合和冷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接连的成功使共产党的队伍不断壮大，但很多刚来延安的年轻人不像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那样意志坚定。在1937-1940年间，统一战线的工作对共产党来说是辉煌的，而这意味着毛泽东的政权有一种潜在的危机。爱国者大批地涌来，但鱼龙混杂—到1942年，毛泽东已意识到他可能要再次对抗国民党—他们会不会支持共产党的这一目标

　　更加困难的日子在1941年到来了，经济困难使毛泽东不得不第一次开始向农民征收赋税。在1942年，他甚至还发行了奖金丰厚的彩票。难道说与群众蜜月般的生活已成为过去

　　因为红色敌后根据地具有分散的特征，共产党起着政府的作用，这产生了官僚主义和对名利的追求，有些人认为边区政权也至此为止了。

　　委员会增多，小恺撒突现。棉布服装也开始分成三种不同的颜色，以表明人的等级身份。延安精神已失去振奋共产主义的精神本能。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集中起来—这可以实现多个目的，也为毛泽东成功地压倒共产党内部的所有对手而居于高位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的学说为整顿党的工作作风而开展的“整风运动”(毛泽东这样称)提供了简明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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