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剥削中国的外国人扶持，并且又是暴发户，只不过是2000年来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体制这块草地上的晨露。

　　毛泽东用不着在北京、上海或广州消灭这一阶级，许多资本家犹如进人热水中的龙虾，在温度升高时，便轻悄悄地、轻易地变红了。

　　毛泽东的目的在于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大城市将不再是外国人的经商地，也不再是消费农产品的乡绅们消闲、坐收房租的地方。每一个城区都新建一些小型工厂，作为其生活的核心。

　　对外贸易突然中断，财产典当业也被取缔。夜生活的缤纷灯光也熄灭了，这与其说是出于清教徒式的节俭，不如说是能源转用于制作机床、自行车和塑料鞋。

　　因为朝鲜战争引起的紧张气氛，城市整顿更加严厉。在毛泽东看来，“反革命分子”还有很多。朝鲜燃起的战火使毛泽东感到，与蒋介石和美国的战斗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

　　成千上万的人不是被处决就是被投进劳改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肉体上消灭(这是毛泽东自己用的词)大批人的一场城市运动。

　　消灭“反革命分子”并不是每一步都按照毛泽东的路线办。

　　与其他一些运动一样，这一次警察成了执行者。其规模之大，毛泽东也无法控制。因而“治病救人”也就不再是其主旨。

　　另一方面，毛泽东十分谨慎地着手接管城市工业和商业，直到1955年后期，这些行业大部分还都控制在私人手里。

　　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冠之以令人不寒而栗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变得锋芒毕露，它的确具有毛泽东的特征。

　　梁漱溟是一位半儒家式的乡村民粹主义者。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毛泽东乐意同他争论，他提供资金让梁漱溟建立一所小型的研究机构。’

　　但是1953年秋，毛泽东向梁漱溟发起猛烈攻击，使两人关系破裂。它始于一次政府委员会的会议，梁漱溟是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出席的。梁漱溟在会上发表讲话对共产党的农业路线、朝鲜战争和阶级理论持异议。

　　毛泽东怒气冲冲地抓过麦克风。“你认为你美得很，”毛泽东用唐朝一位名妃的故事讥讽梁漱溟，“比得上杨贵妃。在我看来你臭不可闻。”

　　毛泽东气愤已极，一会儿面对上千名情绪激昂的听众，一会儿转身用手指着仍尴尬地站在台上的梁漱溟，“(国民党)那样高兴你，”毛泽东愤怒地说，“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人们不难看出其中的个人恩怨。但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似乎感到了这位想要成为中国的甘地的人对他的挑战。

　　毛泽东对委员们说，梁漱溟竟认为自己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真是“班门弄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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