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反对的目标是私营工商业者，他们在50年代仍是中国城市舞台上的正式角色。这一运动筹集的额外收人支援了朝鲜战争。

　　发动这两场运动旨在使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们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在道义上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使用的方法大部分是沿袭了思想改造运动时期的方法。不像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深更半夜破门而人，突然抓人，而是利用社会压力促其坦白。因而，这大胆地使人们把自己的良知与社会的利益联系起来。

　　“三反”“五反”运动带有列宁主义的味道，但也可看到儒家道德礼教的影响。

　　毛泽东不仅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是旧中国的产物。在中国，个人从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奋斗。个人从不单独地与上帝斗或与博大的清教徒意识斗，而是在一群人之中斗。

　　在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之成为社会主义者，不像圣保罗的信徒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所发生的宗教阪依那样。再生—如果发生的话—是全社会性质的。在西方，我们认为人能孤立地改变自己，在毛泽东的中国，绝不能指望这种灵魂的变化会单独发生。

　　毛泽东为“三反”、“五反”运动发出了指示，但是，他对政府官员和商人的批评远比对知识分子的批评要轻得多。

　　胡风是一位有乡土气质的诙谐诗人，他在上海文艺界光彩出众。他很早就是一位左翼分子(尽管他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持有异议)。他写了一首庆祝1949年胜利的诗《已来临的世界》，这首诗远非像某些人认为的是反毛泽东的。

　　“毛泽东如崇高的神，向全世界宣布，新时代建立新秩序”。诗行中热情洋溢。

　　然而到50年代初，胡风开始不满“舆论一律”。他感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变得凛然不可侵犯了。他反对让人民把这本小册子“当作图腾崇拜”，他称思想改造运动中那些爱管闲事的组织者为“官僚”。

　　《人民日报》发了一连串批判胡风的文章，其中大部分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当然，公众舆论对胡风的反驳与其他一切行动一样，是阶级问题。在人民民主专政下，允许人民有言论自由，而反革命分子则没有这种自由。fto]胡风试图游离于阶级之外。

　　由此出发，毛泽东进而断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敌人并没有灭亡，而是更猖撅了!人民并不总是善于识别反革命。

　　他说:“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

　　这是悲观主义的首次流露，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推理。

　　同一性并没有实现，知识分子依然唱反调。然而，同一性体现在历史的无情进程中。过去的阶级划分要重新判定，否则，如何解释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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