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诚意”就行了。由于李医生之故，毛泽东似乎喜欢对那些应选择正确道路的知识分子进行挑战—当他这样处置与他的医生的关系时，这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领导人中是有极为不同的特质的。也许毛泽东这里有值得赞美的根基使他信任这位顽固的医生。阿谈奉承在毛泽东身边是常见的，但李医生却是颇为高傲自大的人，他一般不去奉承人，有时候毛泽东可能意识到李志绥确实具有独立的意志。

　　为了摸索出一条中国式的道路，毛泽东又回到了他在延安时期的做法。折中的办法又用上了—在国内为了赢得权力而结成联盟，在国际上为了赢得时间和援助与苏联合作—“大跃进”期间，他已将其置于脑后。

　　“公社”这一术语可以追溯到同中国一样古老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当他第一次听到“人民公社”一词时，不需查阅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就能理解它的意思。

　　毛泽东重申:“山沟里出哲学。自30年代与28个布尔什维克斗争以来，他还没有这样说过。

　　“得道者昌，”毛泽东的谈论惊慑了高级干部听众。[281这是儒家用来指事实上的道德政治。毛泽东再次把他的马克思主义置于中国的优良传统之中。会议记录稿表明，毛泽东在引用这句名言时，他的听众都笑了起来。毫无疑问，那些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神经质的笑。

　　一天，一位同事谨慎地向毛泽东指出:“《孙子兵法》中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恼火了，一名中共党员居然机械地把一位圣人从中国丰富的历史中排除出去。尽管其观点有些摇摆不定，但毛泽东感到《孙子兵法》中有马克思主义。

　　或者，他真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有孙子的思想?这使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可以与孙子的思想相一致

　　“中国有自己的语言。”他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在俄语和英语中，‘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音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在我们汉语中就完全不同。”〔划借助于这种语言的分析，毛泽东在精神上已经脱离了苏联阵营，苏联终究是腐朽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讨论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乳*但是毛泽东认为，他的“大跃进”是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的。他在1959年春季说:“我最近见到一位西德朋友，我对他说:你们的马克思完全丢掉了自己家乡的事，他一直在忙于我们国家的事。”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59-02-21，

　　在批评俄国经济的时候，毛泽东更趋近儒家学说，更远离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道’能否与中国的经济规律一致，还需要研究。我看，一般说来，它们是一致的。11[317他已准备把中国的“道”置于具体的经济成就之上，这与儒家传统一致，而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则不一致。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所根据的是经济规律，它认为“道”只是经济规律的反映。

　　为了说明一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毛泽东在1958-1959年间走到了极端。他在一次地方干部会议上说，怀疑是好事，尽管他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是好事。对失败他也是这种态度。

　　他要求要把好人和坏人都邀请来参加会议，“如果没有坏人，也就没有了好人。

　　“台湾打炮是件好事，”他在1958年11月的一次会上讲，“不然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组织起来。这种对台湾海峡局势的评价，等于说生病是好事，因为生病为医生提供显示自己本领的机会。

　　地位卑微总是件好事，毛泽东常常对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说。

　　有一次，毛泽东看到一份放在他办公桌上的报告眼睛发亮，广州附近的一位男青年偶然发现一种有效的消灭白蚁的方法。他在第八次党代会上向高贵的代表指出:“全世界都没有发现有效地控制白蚁的方法，广东的一名中学生就发现了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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