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吃掉了宝贵的粮食吗?看到6亿中国人为了响应北京发出的英明号召，全民动手消灭妨碍经济进步的四害，这难道不令人兴奋吗

　　但是，向麻雀开战并不大明智，这些鸟既吃粮食，但也吃祸害粮食的害虫。

　　害虫像龙卷风一样袭击中国的农作物。毛泽东默默地接受了“四害”的新定义。麻雀取消了，臭虫起而代之成为四害之一![401(老鼠、苍蝇、蚊子已在魔鬼殿里占有了位置。

　　就6亿中国人以感人的忠诚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言，“大跃进”是一项辉煌的成就。就毛泽东的计划脆弱和不协调而言，它是一场惨痛的失败。

　　把两者结合起来—高期望值和低效果—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大跃进”在中国的政治肌体上会留下很大的裂伤。

　　“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4l]当1958年末批评意见增多时，毛泽东有些悲伤地这样说。他意识到公社太大，无法一口就吃下去。要求搞一平二调—把富村的东西拿出来与穷村共享—引起很多人的反对。毛泽东本人在1959年2月的一次激烈的谈话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认为这样的平均是“绿林豪杰的剪径”。所以，他同意退回到较小的生产单位大队，把大队作为农村新的所有制单位。

　　“大队就是公社”，毛泽东厉声说。这只不过是换了口气说话。

　　“什么事情都要一步步来。[42)他像一只刚从蒸锅里抽出爪子的猫一样满意地说。这使人想起一句中国谚语:“打肿脸皮充胖子。”

　　不管是出于怨怒还是出于同僚们的压力，毛泽东在1959年年中把330Mao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了刘少奇，他自己只保留中共中央主席的职位。

　　毛泽东在承认错误的同时又为自己辩解:“谁要是说这么一个大的社会运动不会发生任何偏差，谁就是空想家、观潮派、算账派，或者就是反对派。这话富于挑战性，代表了毛泽东的个性。他讨厌账房—他们使他想起他的父亲。他鄙视那些害怕下一次浪潮的人。他能敏捷地区分反对者的外形。

　　严峻的现实捅破了毛泽东的乐观主义纸墙。每家单位后院的土高炉都似乎在用不可思议的方法去提高钢铁产量和集体意识。北京大学建起了自己的炼钢炉，这使毛泽东特别高兴。也许，他终于敲升了知识分子傲慢的外壳

　　在他1919年受到过冷遇的可爱的北大校园里，简陋的土高炉并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有效手段，所产的钢铁质量都很差。热情的学生把厨用器具塞进高炉。生铁锭出来了，然后又把它们制成菜刀和勺子，还原为厨房用品。

　　“大跃进”的整个思想讽刺意味十足，它是一位知识分子试图改造外部世界的典型的事例，这股改造世界的动力只是他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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