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指望引起这样的一场风暴。”’

　　但一场外部危机能给“大跃进”火上浇油。毛泽东在同一个场合说:“除了其不利方面，危机的局面使我们动员了很多力量—使落后阶层和中间派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1958年是年老的毛泽东把军事精神注人政治的第一次努力的一年。当然，这是一次倒退，退回到令人兴奋的年代。当然，这使很多计划者皱眉头，也使赫鲁晓夫大吃一惊。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他瘸着一条腿，不是用两条腿走路’，他反对莫斯科在政治和经济方法上缺少灵活性。“他们相信技术和干部可以决定一切。他这样评论苏联人，是为他自己直接向群众施号发令做辩护。

　　毛泽东反对莫斯科的世界观，一言以概之，是对“全面巩固”的提法的厌恶。他说:“在宇宙中，在地球上，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地产生、发展、消亡，不可能有全面的巩固。这与他放弃已成定规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掀起“大跃进”的浪潮出自同一哲学。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是恶作剧式的，他把第一个人民公社称做是放了一颗“卫星”。

　　莫斯科的世界是稳定的，毛泽东的世界是不断变动的。毛泽东不满意于周围的世界。

　　*毛泽东后来认为他在台湾海峡的举动可能是轻率的。他在195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如果我们过于冲动，在国际问题上就可能犯错误。”

　　一年以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再次会晤。中苏关系又罩上了一层乌云。印度和中国在边界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而莫斯科在这件事上倒向印度一边。赫鲁晓夫被毛泽东的固执吓住了，说:“他开始了某种病态战争幻想。”赫鲁晓夫还在美国兜了一圈，并同艾森豪威尔共进晚餐。毛泽东把这视为阿谈奉承。苏联人也把

　　1959年10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接见参加国庆10周年典礼的各少数民族观才乙团。

　　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斥为“发疯”。

　　最糟的是，由于中苏关系的旋转不定和相互间的指责，苏联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告吹。

　　赫鲁晓夫不愿意再去北京，是否该轮到毛泽东去莫斯科了呢?可是毛泽东纹丝不动。在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氛下，两国的高级会晤于1959年秋天在北京举行。

　　赫鲁晓夫从美国直接飞抵中国首都，以及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典，这似乎有些不成体统。这里一派节日的气氛，用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次最大的国际庆典。胡志明、金日成和其他许多外国首脑都出席庆典，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用来作为主题音乐。

　　可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一起的照片所透出的气氛与其说是庆典，不如说像是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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