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照搬照抄不懂的东西。而这样说的人就曾试图这样做。

　　“我是个中间派。”他这样讲，可他自己对此也未必相信。

　　消除个人崇拜?可是它好比一个针眼，1956年以来中国所有的政治丝线都须从中穿过。毛泽东觉得，他自己的意志就是那一时代中国道路的具体化，他感到自己能超出常规，跨越其社会构造。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人相信规则之书，已看出在这块有着6.5亿万人口的土地上消除组织结构绝非安全之道。

　　毛泽东后来在指责刘少奇和倔强的邓小平时曾说:“他们把我当作亡人。”平时，带着诚恳的目光听毛泽东的指示，向毛泽东点头称是，对他的讲话热烈鼓掌，可就是不去贯彻他的指示。

　　他们常常“忘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开会时，他们总是坐得远远的，避免毛泽东那令人难料的询问或是尖刻的教训。

　　北京市一位副市长写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剧本《海瑞罢官》。

　　该剧本说的是明朝的一个忠臣因直谏而被皇帝罢官的故事。

　　北京的一位专栏作家写了一则故事，讲的是一个才能平平的运动员，在一次幻觉中竟吹嘘自己打破了奥林匹克跳远纪录。

　　这同一杆笔还写了一篇《专治健忘症》。作者勾画了一个健忘症患者—没有说出名字—他忘性极大，自己刚刚说过的话马上就忘了，因而变得喜怒无常。

　　所有这些伊索寓言一类的文章是在中国提出不同意见的典型方式，但这是够大胆的。

　　毛泽东在60年代早期讲话甚为简明，很少漫谈，似乎已意识到他已经不再长缨在手。他在组织自己的观点时，在形式和次序上几乎是任意的。

　　“我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讲，”他总是这样开始。或者说，“我想讲六点……”他在讲话中罗列一些数据，似乎想证明他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做一名呆板的专家。

　　埃德加?斯诺曾于1960年访问北京，他问毛泽东对中国的长远规划是什么。“不晓得。”这就是毛泽东难尽如人意的回答。

　　“您太谨慎了。”斯诺表示不同意。

　　毛泽东坚持道:“这不是什么谨慎，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

　　毛泽东几乎无法掩饰自己在“大跃进”时期的错误。1958年，他说中国将用巧年的时间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在1962年他又改口说要用50年至100年的时间。

　　毛泽东的讲话中还有引人上钩的东西。他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说，“近几年，我们很多工作不是很糟吗?这使得与会的人不知道他是做自我批评还是另有所指。

　　他在1962年的另一次会议上说:“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写于湖南的《答友人》是一首感情充沛的怀旧诗。毛泽东在诗中提及了传说中的舜帝。这个贤明的统治者死后，他的两位妃子悲痛欲绝，止不住的泪水滴在竹子上，留下斑斑泪痕。直到今日，在湖南、江西一带的竹子上还隐约可见当年的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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