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中国才会发生政治舞台的壮举和真正剧场的干巴巴戏剧同时开演。

　　这篇剧评的作者是姚文元，一位44岁的上海人，随笔作家，有一张圆脸和一双狡黯的眼睛。作为剧评，他的观点不过是些陈词滥调。在其中，他所批判的不是别的，正是北京市副市长1961年编写的《海瑞罢官》。

　　吴晗用剧本大概借用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以反对毛泽东罢免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毛泽东在四年前就已看出了它的寓意。

　　现在，他感到可以反击了。

　　只有毛泽东才会对吴晗的剧本大做文章，因为毛泽东是其影射目标。在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谈及“文化大革命”始于《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时，毛泽东在实际上已承认自己在中国政治中的主心骨作用。

　　然而，毛泽东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也有广泛的、甚至是高尚的动机。他对马尔罗说，农民生活贫困到吃树皮，但他们是比上海油嘴滑舌的司机更强的战斗者。他担心1949年以后出生的3亿青年人稚弱，认为他们必须在战斗中锤炼自己。

　　毛泽东重申了他的人的因素胜于一切的信条。“我们把重点是放在人身上，还是放在物身上，或二者平行看待?fiz〕他在谈到劳动改造时说。这是中国传统中一直被关注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痕迹:“如果我们把人的工作做好了，其他一切都好办了。”毛泽东试图在中国革命浮动的沙土上脱离经济基础，重建一种高尚的社会关系。

　　毛泽东非常相信净化和吐故纳新。他在一次党的会议愤然道:“有尿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同过去一样，他借用自然生理现象进行类比，觉得这样讲很切合。

　　“农民不是一年要除几次草吗?草除掉后还可以做肥料。}iaJ这句话的含义听起来令人毛骨惊然。此时毛泽东已成竹在胸。

　　毛泽东把第一枪打向《海瑞罢官》，不只是为了治愈被伤害了的虚荣心。像任何中国领导人一样，他十分清楚文学对政权的巩固、颠覆或合法化起着重要作用。

　　毛泽东自己是半个知识分子，他不怎么信任知识分子，但又倾慕他们。他开始相信—正如1964年年中对一些搞经济规划的干部说的—苏联新的特权阶层首先产生于文学艺术界。

　　“北京要这么多文艺团体十什么?”他生气地说道，“他们根本无事可做。”他还说，“节日期间，总是部队的节目最好，其次是地方，北京的最差。

　　他受苏联的困扰，他的沙文主义，他的长生渴望，在那群经济规划者面前全都发泄出来。“你们的这个协会，那个组织，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被一群洋人和死人统治着……”

　　如果毛泽东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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