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部长，毛派到武汉的两名特使之一)，还有“左”派理论家陈伯达。
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也在座。其中有聂元梓，她原是北京大学一位哲学教师，现在领导一个很大的红卫兵阵营。还有蒯大富，他本是一个带深度近视镜的热情洋溢的理科学生，现已成为清华大学的弄权者。
毛泽东批评了红卫兵领袖大搞武斗的做法。同时，毛泽东又嘲讽他们没有实力，“给聂元梓充当炮灰的人数有限，蒯大富也一样，”毛泽东解释道，“多时有三百，少时不过一百五，能和林彪的解放军相比吗?……”
他努力将“文化大革命”扭回到开始时的学术争鸣范围内:“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泽东处置红卫兵提出的问题，犹如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对新手训话。“我是压制红卫兵的黑手。”他对这几位期待通过“夺权”建立新政治制度的年轻人说。
他用权威的日吻(既使人生疑又使人明白)宣布:“我以前讲话从不录音，今天我录了，不然的话，你们回去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篡改我的讲话。”
这些话中大有气愤味道。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武斗阶段时说:“被抓的人太多，只因我当时点过头。”谢富治插话说.他作为公安部长对此负有责任。
毛泽东有些伤感地说:“不必为我文过饰非。”
陈伯达这时插话并告诫红卫兵说:“要紧跟毛主席的教导。”
毛泽东打断道:“不要再提教导了。”
毛泽东(还有坐在他身边的政治局的一些左翼分子)肯定已痛苦地认识到:红卫兵在1966年自上而下的夺权之路已走人边缘。
毛泽东竟来了一两句辛辣的幽默:“小孩们捡大字报当废纸卖，多少钱一斤?”
公安部长回答道:“七分，孩子们可发财了。”
毛泽东没有给“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无序这一根本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他无法把这两个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即他深信斗争能陶冶人的品格(个体改造问题)，同时又意识到千百万人相互间斗来斗去只会一片混乱(政治秩序问题)。
他以国家领袖身份下了一道明确的指示:“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就要实行歼灭。”
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脱口而出:“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天也不会塌下来。”
谈话内容由政治转到了如何打发从凌晨到天明这一段剩下的时光。毛泽东以一个关怀备至的师长的口吻说:“蒯大富，如果今晚你没地方住，可以到韩爱晶那里去嘛…”
不久，蒯大富和聂元梓及其他许多红卫兵领导人，就要到边远地区的农舍中度过寒夜，用养猪代替对革命的追求。
“什么是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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