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法国比中国容易些，因为中国没有那样多的活动自由”。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

　　那么中国对日本的畏惧就会被新的一代遗忘。如果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心腹之患，日本(同美国一起)就会在对付北极熊的统一战线上成为潜在的盟友。

　　北极熊不会等闲视之。莫斯科至少也同北京一样，对黑龙江一乌苏里江畔的冲突感到震惊。如果毛泽东可以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称为“新沙皇”，那么这两个疑心重重的俄国佬肯定也意识到毛泽东可能会转向华盛顿寻求保护。

　　然而，苏联人也知道，林彪和其他北京领导人不像毛泽东那样反苏。他们力争阻止或至少是使毛泽东最低限度地改变他的外交政策。于是他们迫切要求与中国谈判。

　　胡志明去世时留下一条遗嘱，对两位马克思主义巨人的争斗感到忧虑。这份遗嘱带来不可抗拒的压力使得“中央王国”同意接待柯西金。但是，当柯西金1969年11月抵达北京机场这个终点站时，只有周恩来同他会谈。毛泽东决计不再会见苏联领导人。

　　真相是毛泽东无意寻求解决—对边境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他已决定不同他所蔑视的政权进行任何接触，一直拖至困境完全化解为止。林彪希望对苏联和美国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而且他在“九大”上提出了这一观点，正是这一事实，使毛泽东的上述态度强硬一百倍。

　　林彪可能会有痛苦的省悟，不是他而是毛泽东改变了他的路线。4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那些允许美国在自己领土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说:“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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