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它成了中美妥协的障碍。尼克松依然处在战争带来的极度苦恼中，他需要毛泽东的帮助以解除他脖子上的这一不祥之物。毛泽东希望能超出越南考虑问题，但他又不能超出太远，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强大压力迫使他继续援助他那烦人的印度支那盟友。

　　从某种意义上讲，尼克松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时，毛泽东实现了他的主要目的。

　　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他对美国的要求仅仅是美国不要去做某些事。他在40年代后期(当时华盛顿正在援助蒋)，在1950年(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正强迫中国在朝鲜停战)，在1954年和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以及在1966年(一些美国军官想打赢越南战争，从而给中国一个震动)，一直担心美国会对中国突然打击。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在亚洲的扩张似乎已止步于尼克松和他之间的小地毯前。如我们所知，他在夸大美国的衰败；然而，他又正确地估计到了尼克松的出面是一种担保，美国和中国多年内不会再发生战争。

　　假如毛泽东认为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幻觉可消失在最高级首脑脚下的尘埃中，那么这是颇有道理的。

　　美国侵人远东的用意何在?尼克松带着越战的满脸愁云来到中国。美国东方之行的使命何在?对尼克松来说美国准备与中国共享亚洲的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在亚洲的真正作用何在?尼克松遇到了美元下跌的麻烦，他要来请毛泽东“帮忙”结束越南战争。

　　然而，积极的合作谈何容易。美中对话几乎还处在幼稚阶段。

　　同今天的情况相比，那时每一方对对方政治的了解都远远不够。

　　毛泽东和美国人当时仅在一个国际争端上有了共同的视点。

　　双方都援助巴基斯坦因东孟加拉湾(原属巴基斯坦)问题反对印度的斗争。

　　毛泽东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越南问题，这一点对依然卷人越战的尼克松来说做不到。另一方面，美国也要从他的“和平结构”的长远角度考虑亚洲的未来。为了不让人说自己抛弃了印度支那朋友，毛泽东不得不对此略而少谈。

　　苏联问题也是这样，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同双方有着不同的关系。足以震惊的是，一向攻击“赤色分子”的尼克松，比毛泽东更急于想知道苏联对“改变世界的一周”的反应。毛泽东看得更远些。在1972年，毛泽东的反苏和亲西方倾向比美国方面还要大，这一点相信是可能的。

　　尼克松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在对中国最直接的威胁中哪一个更大?是美国的侵略，还是俄国的侵略?”叫毛泽东的回答强调了苏联的威胁，然而，美国方面果真理解并欢迎这一暗示吗

　　毛泽东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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