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随周恩来向侧厅走去时，他未拉上拉链的夹克衫却挂住了会议桌绿色台布的缨穗，就像剥香蕉皮一样，整块台布掀离了桌面，便笺、铅笔、茶杯就像受引力作用一般，随着惠特拉姆的方向卷去。

　　“可能是见毛泽东。”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便笺上写下这几个字，然后把便笺推给坐在他旁边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他的确猜对了。这种戏剧性事件的唯一可能就是会见毛泽东。

　　惠特拉姆问他年轻而聪明的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尔德:“那张写有问题的纸条呢?”可是谁也找不到。碰巧，毛泽东自己有几个问题。

　　下午四点半，两辆黑色的中国小轿车由长安街一扇红色大门疾驶进中南海。每位来访者下车时，都有一位中国助手把手放在车门顶部，以免客人出门时磕着头。

　　接下来的100分钟里，当毛泽东品着一个瓷杯中的茶，用他光滑而无血色的手抚摸他脸上粗糙的肤斑时，他的生活和政治观(这时他已快到80岁了)便暴露无遗。

　　步履跳珊的他向澳大利亚人埋怨说，他的腿不方便。他的听觉似乎也不好，房间中的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和三个月前在“十大”上一跃坐上了党内第三把交椅的意得志狂的王洪文，与毛泽东讲话时的速度要比平时慢得多。

　　毛泽东不用搀扶自己起坐。他挥动着的双手似乎要表明，他还很年轻、强健，他绝不会使客人因为他的老态龙钟而感到局促不安。

　　会谈的前半段，毛泽东静候着，默不作声。而急于展示自己知识的惠特拉姆总理却滔滔不绝。毛泽东则把惠特拉姆的大部分问题推给他的两位下属。周恩来讲得与毛泽东一样少，王洪文也只讲了一两句话。

　　惠特拉姆向毛泽东问了几个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人员构成的问题:年龄结构怎样?妇女是否占较重要的地位?主席对“十大”新当选的领导群体是否满意等。

　　毛泽东没有说太多，他不是对话题感到厌倦，就是太累了。

　　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给澳大利亚客人列举了一些事实和数据。毛泽东只是谈到中央委员会的军队代表问题，他说，军队来的人较多，大约占

　　毛泽东精力不济，不能贯注整个会谈。比如谈到台湾的前途问题时，他在作出漠不关心的表示之后，会把双手稳稳地搭在安乐椅的扶手上忽然说道:“现在该让我提几个问题了。”好像是给他配吃的药这时发生了效力。

　　毛泽东向惠特拉姆询问澳大利亚工党和共产党哲学观点的差别。惠特拉姆答道，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进化的产物，而共产党人则坚信只有革命才会有社会主义。‘划

　　“噢，你的观点是达尔文派的哆?”毛泽东接着问。很快，他又转到地理上来:“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是以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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