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未作任何批复，他颇为欣赏极左派的那封“生日”贺信。他读后不久，这封信就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

　　“难道你(刘冰)要像扫除废物一样把工农兵驱赶出校园吗?极左派论教育的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在铺天盖地的文章中，这是一句最有代表性的话。

　　一场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开始了。如往常一样，它又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开始的，在这些领域理论与现实极易混淆。’

　　“敌人”就像从流水生产线上出现的一样，工作与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与“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联系。以喊“革命”代替“生产”成为一种时髦。周一邓集团中的官员们被吓倒了，对外贸易也蒙受损失。

　　满口的“‘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等词句，似乎这样装腔作势地讲得越多就越能肃清大多数中国人私下认为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的想法。这种调子是被狂热分子煽动起来的。

　　因为毛泽东鼓励他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仅仅是为启发公众而进行辩论?或者，这是否是毛泽东要把某人赶出政治局，像他们以前做这种事一样，准备在新闻界制造声势?新年前夕毛泽东作出了回答。

　　“党内将有一场斗争。”他对朱莉?艾森豪威尔喃喃地说。

　　尽管毛泽东体衰力弱，他还是竭尽全力去拯救正在贬值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因此，《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写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并不是偶然的。

　　“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个节日，它没有产生新的结构。毛泽东曾想让“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渗透到平民百姓的心底，他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要解决人们世界观问题的伟大革命”

　　他一直在寻找新的政治方法。“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答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曾想摆脱那些失去了毛泽东主义者品质的同事们。

　　60年代，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确实主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对权威和旧事物的畏惧心理大大减退。一种新的政治手段也确实展开了，一度消极被动的成百万群众被发动起来，直接参与政治运动。于是，毛泽东在高层的对手被消除，政治局中的半数成员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落马。

　　可是，这些变化都未能得到善终。到70年代，青年们的激情变成极端的愤世嫉俗，基层群众运动没能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作为70年代的胜利者官复原职—邓小平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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