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忘。

　　一体性是毛泽东的梦想。你讲课要把课讲清楚。政治也是一样，统治者就是导师。他大书特书的是在感觉的统一体中如何把人们结集在一起。

　　1953年2月24日，毛泽东在南京拜锡中山陵，向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坐像敬欲花圈。

　　这样，民主与集中的奇异双人舞在毛泽东的头脑中跳了起来。“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他讲的这句话曾迷惑过相当一部分人。当然，只有群众把他们的思想奉献出来，统治者才能使大家集中起来成为统一体，这就是政治道德目标。所有这些可怕的问题起因于1975年9月毛泽东和他的侄子毛远新—他夸大了毛泽东的集权思想—的谈话〔301“在党的政策要改变时，你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他对这位年轻人就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开了一张处方。毛泽东在说出有“清醒的头脑”这个词之前，确实停顿了很长时间，他在寻找一种更恰当的表达。但当党改变了思想时你应该怎样做呢?是随政策的改变而改变呢?还是认为是对的而坚持不同的立场呢?不管怎样，有清醒的头脑更是左右为难。

　　毛泽东是一位导师，他确实想让他的学生，即中华民族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华民族只能存在一种思想。对中国人民来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是不成体统的，就是这个把循循善诱的毛泽东与独揽大权的毛泽东统一在一起。从70年代起，这种“统一”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导致一种周而复始的病症。

　　1949年的毛泽东并不指望中国今后一帆风顺，但他却误解了即将来临的紧张局势的本质。在取得政权前夕，毛泽东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25年后这句话成了现实。

　　这戏剧像毛泽东预言的那样，不是道德性的而是制度上的。

　　毛泽东一再试图通过英雄行动实现制度的更新，他一直在追求一种更加道德的社会，但这种追求只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才有意义，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则无意义。

　　正是毛泽东的革命成功才造就了一代超过他的新人。历史并不因昨天在奋力维系自己的完美而停滞不前。毛泽东似乎是在向一群肩负着下一阶段使命的人演讲。

　　当毛泽东年轻时，有一天同他弟弟打架，当时他们的双亲才故去不久。一个共产党支部在韶山建立起来，毛泽东继承父业一边持家，一边进行党的活动。其弟泽民极力反对，他对毛泽东吼道:“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

　　这句话—言外之意是要过和睦的家庭生活!—激怒了毛泽东，他拿起一根棍子就要去打泽民。’

　　“批孔”运动的部分灾难是思想观念的作用，这种思想观念—无论是孔子的还是毛泽东的—已经从“长剧”中退场。

　　相对于毛泽东而言，孔子是文人学究们的特殊领域。对千百万中国人来说，民族的前途高于一切流传下来的华丽经文。

　　“我们可爱的同胞，”他在掌权前说道，“将能像人一样生活，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政府。但是，深埋在毛泽东脑海中的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民主政体。

　　“人民”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玄学上的集合名词，而不是存在着利益竟争和意见相左的公民队伍。他说“人民”1949年掌了权，这倒有些符合事实—他的政府广泛代表了普通人民的意愿，并确实在为人民谋利益—不过仅仅靠更换人民的代表，“人民”永远不能掌权。

　　毛泽东确是把自己视为圣人，圣人排除了中间组织直接联系着群众，而政治的领域就是其现代意义。这是旧中国已确立起来的模式。真理和权力集于圣贤一身，他驾驭着作为现代化的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实际上是一种灾难性的模式，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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