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0字的批注。一到星期天，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得宠的学生就带着敬畏的心情到杨家拜访，并在那里吃午饭。后来毛泽东和杨昌济的女儿结了婚，毛泽东最初遇到她就是在一次拘谨的周日午餐时。作为老师、朋友、岳父，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别人无法相比的。

　　毛泽东用文章回报了杨先生的德育观。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心之力》得到了一个奇异的分数：100+5分，这使毛泽东很兴奋，他把这事告诉了许多人。

　　“一位道德高尚的人。”这位昔日的学生后来多次这样评价他的教授。［33］这是一种难得的赞扬，因为它已摆脱阶级分析的桎梏。

　　晚上，毛泽东常在学校图书馆全神贯注地读长沙和上海的报纸直至深夜。其他学生都到他这儿来听他讲一周来中国的动荡局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新动向。

　　对每一则来自欧洲的花絮新闻———凡尔登，兴登堡的权术，巴黎保卫战中的出租汽车的用途———毛泽东都能从中国历史上找到类似的例证。他成了比较“活历史”(他常用这个词来描述报纸)的顾问。

　　任何一位同学来找毛泽东，都会有人告诉他：“可能在报纸阅览室。”［34］

　　毛泽东用家里给他的一点钱中的一部分订了一份自己的报纸(他父亲说他这个习惯是“把钱浪费在废纸上”)。［35］他常把报纸周围的空白处剪下来钉成小本子，仔细一看就能发现，他在这些纸条上写着城市、河流、山脉的名称。毛泽东在读新闻时，手边总放着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世界地图册，新闻中提到的每一个地理名字，他都在地图上找到并记下来。

　　杨昌济致力于他的精巧构思：对社会进行道德治疗；毛泽东则浏览报纸，这一通往社会行动的门径后来使他超越了杨昌济的道德范畴而走向暴力生涯。暂时的，对于这位仍坐在图书馆里的青年来说，德国的理想主义和热切的公民意识已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

　　为了使毛泽东遵循自己的路前进，杨昌济指引毛接近“船山学社”(王船山名夫之，17世纪的爱国者和关心民瘼的哲学家)和《新青年》———一份用尖锐的现代西方思想抨击中国僵化的传统的杂志。

　　和杨先生一样，毛泽东从未完全脱离中国自身文明。如果说他欣然接受西方的思想，也只是把它作为医治病入膏肓的中国政治的药物。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可装置之也。”［36］毛泽东对此深表同意。

　　杨昌济是现代中国发生转折时期的人物。他在长沙出门时坐四人小轿，但是他也坚持冷水浴和不吃早餐。虽然毛泽东对他坐轿子这样的封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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