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他在1915年11月给黎锦熙的信中透露说他的生命中从来没有朋友。在同年8月给萧瑜的信则说“我朝夕忧心”。［53］

　　*其他材料上写得清楚，毛泽东只是把他的广告贴到长沙街上的一面墙壁上，一家报纸认为它有刊登的价值，就把它采用了，毛泽东在他的原稿上加了标题：“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

　　毛泽东只得到“三个半回音”。(“半个”是李立三，李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并与毛发生过冲突。毛回忆时，只是冷冷地提及李的“不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友谊。”)然而，这个表面上看来显得天真的征友启事使这些爱国青年开始了重要的活动。毛泽东组建了一个纯政治性的组织“新民学会”［54］，它是湖南上空升起的第一颗红色信号弹。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天，毛泽东对爱弥·萧评论说，“一种人善于做具体事情，一种人善于做组织工作，前者要多于后者。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55］

　　毛泽东感到，一位组织家的天才，就在于能把各种人的长处融合起来，他不应当揭露挑剔别人的弱点，而应鼓励所有积极因素的联合。他的父亲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他将会成功。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了。和他圈子里的人一样，他在社会上仍无立足之地，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思想里充满了矛盾。他在毕业前夕给黎锦熙的信中这么说：“对于如何对待宇宙、人生、国家或是教育我全无想法，我觉得这些极为混乱，且混乱之因必生混乱之结果。”［56］

　　1890年的改革者们也是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当时的社会有他们的思想的土壤。梁启超虽然在知识界被视为外人，但他的乖僻和好发宏论在当时则是同好者众。

　　对毛泽东这一代人来说，旧中国已不再是一统江山———甚至就要遍地烽烟了。在军阀时代，传统已失去了意义。同时，毛泽东又不能在西方化的中国人身上找到认同，如在檀香山受过西方教育的孙中山。现在，他既不是一条小鱼，也不能算是一只雄鹰。

　　毛泽东的生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不再受他人幻想的鼓动，已经能自我控制。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业优异。杨先生把毛泽东列为他在长沙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的第三位———萧瑜第一，毛泽东的另外一位朋友，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颗流星的蔡和森居第二。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同学们在人品、胆识、口才和文章等几方面把毛泽东作为学校的楷模(校长当然不会这样做)。一个学友称他为“奇才”，还有一个称他为“智囊”。［57］

　　毛泽东正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他看重中国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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