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4］

　　或忙碌在大窗户下边三屉办公桌前，或穿梭于书架之间，身着褪了色的蓝长衫，穿一双布鞋，他的大眼睛不放过任何东西。毛泽东通过他的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5］

　　在北大的各个场合毛泽东的地位也同样低，只有在缄口不言时他才能去听讲座。一次，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当时是著名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有名的自由主义者，蒋介石的驻华盛顿大使)。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

　　但是，毛泽东像水蛭一样盯住周围一切好的东西，他渴望涉足知识界的大门。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这是恰当的选择，因为报纸和道德问题是他当时的热情所在。

　　他新结识了人，其中有张国焘，这是来自韶山以东一个地主家庭的青年，尽管他们没有成为密友。

　　华北与华南有诸多不同，毛泽东25岁以前一直居住和生活在南方。湖南的生活方式与北京差别很大，就像佛罗里达与蒙大拿的差别一样。除冬天严寒、口音相异、饮食不同等环境问题外，毛泽东还面临更重要的心理问题。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

　　在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的活动范围狭小，那个冬季他形成了对北京生活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然而，毛泽东的心中另有一个北京，他独立持重，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小天地。

　　毛泽东喜欢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他漫步在公园和宫殿。在西山，在长城，他抒发思古之幽情。面对北海垂柳上的冰凌，他吟诵起唐代诗人的名句，体验着岑参笔下那令人赞叹不已的冰雪晶莹的意境。［6］这位来自湖南农村的青年看到了日趋没落的中国文明的内在和谐。

　　这都城处在不断的政治动荡之中，不过毛泽东似乎更沉湎于细微事物：“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值此时节，这位来自长沙的叛逆者暂时忘却其使命，迷恋于诗词和古老的传统，流连于山水之间。

　　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蔡和森和其他一些来自长沙的朋友起锚远航了，毛泽东看出自己难于同他们一起前往。留学的一项准备是学习法语，而毛泽东不会法语。尽管出国留学可以得到资助，但每个学生还得花些路费。毛泽东早因债台高筑而无法再向有钱的熟人张口借钱。

　　*在少年中国学会一次讨论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反映了毛泽东经济上的窘迫。毛泽东发言说：“总是坐着空谈没有用，应该付诸行动。把你的衣服给我，我来洗……大小不论，价钱一样。三天以后你就可以交钱取货。”没有人反应。后来一位学生的妻子开玩笑说：“作为绅士，毛泽东不会干洗衣服的行当。”另外一位学生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就对毛泽东说：“那好吧，明天你来给我洗衣服，我要看看你会不会做。”毛泽东真的做了，当然也就得到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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