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指着上面的文字说道。“这句话乍听起来大逆不道，但市井中所定合同时，原则就是如此。这里，关键图的是个长久。如果有一方拿着身份压着另一方强签合同，被压服的一方只要有机会，就想毁约。结果双方结局都未必妙…….”

　　邓光荐侃侃而谈，把近日来翻书的领悟倾囊相授。《商学》、《虞学》、《兵法》、《格物》……二十几本书，还有一大摞两年来福建路公开发行的报纸，从第一次到最近一次，被他一一翻过。不拘泥其中细节和对错，只是把其中包含的新观念一一条件出来，对照福建的新政各种表现加以评判。

　　不知不觉，就到了掌灯十分。邓光荐将最后一叠报纸放下，总结道：“依邓某所看，文大人所行新政，总结起来不过是平等、契约、权利、义务八个字，并非要标新立异，而是期望以此为根基，来驱逐鞑虏，重建华夏。观点上虽然与圣人之道格格不入，最终目标却与我等所谋并无不同，都是为了让国家强大，百姓富足。况且，在除了那八个字外，新政中商学意味甚重，而一本商学，却处处以互利和妥协为最高原则！”

　　“互利和妥协？”陆秀夫反复咀嚼着邓光荐的话。以平等和契约为基础，重构华夏。尊重契约，而不是等级和纲常。国家有保护每个百姓正当权利不被侵犯的义务……这些根本性原则，根本与圣人之道找不到融合之处。但眼下把蒙古人赶出江南，却是朝廷与福建大都督府的共同目标，符合互利原则，所以双方有机会互相妥协。

　　是这样么？他感到自己的心里非常迷茫。皇帝和大臣之间不再是绝对的从属与支配关系，而是像掌柜的和小伙计般，签订的是雇佣契约。而国家和百姓之间，也是因为契约存在，福祸与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另一面，还同样存在着‘匹夫福祸，国家有责’的诉求与约束，这些东西，他无法接受。但写长篇大论来驳斥它没有丝毫意义，如今主动权掌握在文天祥之手，只要他认定了要做，朝廷即使下旨阻挠，也不会有效果。眼下自己能做的，只能想办法让文天祥看在破虏军和朝廷的共同利益上，把革新的步伐不要迈得太远。

　　看清楚了隐藏在新政后边的本质，也明白了文天祥所图。陆秀夫蓦然发现，自己手中能和文天祥交换的筹码实在不多。换句话说，自己可以诱惑文天祥妥协的价钱不够。默许文天祥成为一代权臣，这是朝廷能给出的最高底线。但在广南战役后，文天祥实际上已经是大宋的权相，朝廷认可不认可，都与事无补。此刻即便前丞相陈宜中从安南返回来，这位擅长权谋的前丞相也控制不了破虏军，也没法让福建各部门俯首听命。

　　“陆相可是自觉手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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