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也未必比儒学差，并且里边还有更多应用实例。

　　本着寻求最大同盟军的原则，商人们在报纸上，肯定了两年多来那批民选官员的政绩。认为他们从百姓中来，想百姓所想，无论治理地方的能力和花费的心思，都比那些读了几天书，便自以为天下尽在掌握的书生们强得多。而武将们虽然不知道如何治国，但他们劳苦功高，为福建和两广流血流汗，所以，他们和曾经为国出钱出力的商人们一样，理所当然在约法会上有发言权。否则，将来谁还肯为国出力，谁还肯为国出钱。毕竟这天下之间圣人少而庸人众，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没有半点私心。

　　商人们引用姜太公兵法上的古训说，正因为人人都有私心，所以大伙才有同利。同利的情况下，众人的力量才能最大可能地凝聚在一起。让百姓都理解圣人之道需要几百或上千年时间，但让百姓明白自己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只要执政者稍稍做一些保护私产的行为，就足够了。实现起来，比教化百姓理解儒家经典简单得多，也贴近现实得多。

　　儒者不满，写文章反驳。认为商人见识短浅，并把陈龙复先前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语搬了出来。

　　商人们的枪手写文章反驳道：“若无百姓之利，所谓天下者，君者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兴，则君者一人获其利；天下亡，则君者一人罹其难，黎庶无与焉。所谓黎庶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非其力不食，非其利不得，与天下无争之匹夫也。天下兴，于匹夫何利？天下亡，于匹夫何害？”

　　一波新的论战再次掀起，由于大都督府的刻意纵容，各种观点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冲撞着人们的头脑承受低限。

　　针对这种情况，大都督府下令，“言者无罪，诸人皆有说话之权，与是非对错无关！”并重申，可以在报纸论战，不可以侮辱性语言攻击对方亲属。亦不可以动用手中力量强迫对手就范。否则，大都督府将以先例既开之故，借非常手段维持秩序。

　　所谓非常手段，按大伙的理解就是军队。据情报部门传回来的消息，江南西路的北元军中亦爆发大规模瘟疫，达春老贼害人终害己，短时间再没有力量南下。而福建大都督府麾下受瘟疫影响减员最厉害的陈吊眼部，正好被大都督府调回福、泉两州，一方面招募训练流民入伍，补足士兵人数。另一方面，承担起维持地方治安之责，防止有人给约法会捣乱。

　　捣乱的罪名，是辩论各方谁也不愿意承担的。是以报纸上的论战越来越激烈，论点和论据越发匪夷所思，但发生在执笔者之间的人身攻击却越来越克制，甚至双方主力在街头碰到，也客客气气地打招呼，仿佛多年未见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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