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举了，征新税？海关、殖民等税还好说，要是工商和金融税，那就得跟东西院好好战一番了。

　　计司和政事堂制定的策略是分出海关税收来补贴江南，这是建立在南北形势缓和，关税会有大幅增长的预估下。为了不出意外，八月时还是修订了明年的预算，从各个渠道攒出了三百万，在工商和金融税上也有所增加，东西两院还发了不少牢搔。

　　李肆也在微微叹气，没错，这事涉及到的其实还是英华与江南的人心。宋既和李方膺都出身江南，可要英华三年里为江南作巨额补贴，他们都不是百分之百乐意。此时英华人，视江南人绝非夷狄，却怎么也难完全当作自己人。

　　也就是这样的心理，让他、宋既和翰林院、政事堂一帮人在定下漕赋之策时，并没有想得太深，更没料到江南农人的不安、不满等负面情绪都汇聚到了漕赋这件事情上。

　　宋既再解说第二点：“方才说到官府下乡必须先行，也已提到，那就是工商资本已及江南髓里，却少官府管控，害及漕赋。”

　　“借着南北大势，英华资本虽占了江南，取代了满清皇商官商，有利于江南民人一面，但因无官府这层皮面，害民一面也显了出来，尤其是在粮业上，漕赋尤重。”

　　“我英华资本自龙门入江南，就开始侵蚀满清漕事，漕运由粮改银后，粮商更没了束缚。南洋米商推着粮代深入乡镇，把粮价打压下来。江南粮商借此以低价从粮农手里收粮，转运北面获厚利。每年数百万石的漕运更是他们眼中的铁饭碗，粮价每石压低一分银，他们就有数万两的稳利……”

　　“江南米价近于一体，城镇之民倒是受了益，可粮农却怨声载道。江南跟两广福建不同，两广福建务农者最多占一半，一半里种粮的也只有一半。而江南人户里，务农者十之七八，种粮也十之六七。早前皇商、官商和满清官府在粮食上得的利，大半都被英华粮商和粮代吃下，我英华粮业正重压着江南一半多民人的肩膀。”

　　刘兴纯和李方膺都同时点头，这才认识到官府下乡的重要姓。不是说官府下乡就能解决这问题，而是要解决这问题，就必须有深入乡镇的官府。通过基层官府获得更迅速更准确的民情，通过基层官府管控粮商以各种不当手段得利，没有基层官府，朝廷在粮业上的各种调控法令也难以执行。

　　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浮出了水面，那就是粮价太低。

　　宋既谈到这一点时，也觉这个问题很复杂，只简单谈了两点。

　　“一是我英华商货大通，多了南洋米调剂，北运粮商又为获利而借势打压，米价自然会低，这是常识。”

　　“另一面所涉更广，英华商货冲击江南，江南产物又多为丝绵等廉价原料，白银不断南流，江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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