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院事推选上。按照法制变革的设计框架，国法现在分宪、律、法、令、约几类，过去的法文都要按照这个新体系重新整理。

　　宪就是一国律法总纲，《皇英君宪》可能要变为《皇英国宪》，将过去的《君宪》、《民宪》、《商宪》全融汇在一起，作为国法根本。律则是各个领域的法文骨架，例如《刑律》、《民律》、《商律》。而法则是用来判案审裁的具体依凭，比如早有的《税法》、《金融法》，由《宗教令》所改的《宗教法》等等。令则是朝廷、官府和省一级地方的具体法文，服从于上一级法，管控更加细分的领域。最低一级的“约”，则是地方民约，地方民庭用以断案调解的法文依据。

　　让江南乃至一国振奋的是，法制最低一级的“约”，是由地方院事自行制定，官府只是审查是否违反上一级法。而“令”，则由省院乃至国院审查，加上之前的《税法》、《金融法》，院事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重要姓越加突出。

　　对江南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好男儿要得功名，除了传统的当兵进学之外，还可以作生意，开工坊，行善积德搏名，再选院事，甚至内心求静的，也可进天庙索生死道，条条大路通黄埔。

　　这是有为者之路，对寻常民人来说，变化也有苦有乐，粮价依旧低靡，但保障却多了不少，民贷、天庙和各类商号作坊乃至公司的“扫荡”，让他们也有了更多挣富贵的机会。

　　时代变革，总少不了失败者，江南的无田佃户虽不是多数，总量却不小。尽管有各类新业，还是有太多人孤苦无依。由此岭南那些一直苦于移民不足的殖民公司，高呼春天到了，他们开始在江南广设招募点，以数年不等的劳力契约，推动江南无业人户去南洋垦荒。

　　劳作数年，就能偿还船费，所得的大片田地也归了自己，这等好事，江南民人原本是不敢信的。可此时江南人心已平，家家殖民公司都有官府作保，江南官府更给公司和民人补贴，皇帝离开江南时，还发布了《南洋垦荒诏》，鼓励民人南洋拓业，新朝廷的信用渐渐立起，由不得民人不信。

　　于是成千上万的江南民人，开始向南洋迁移。在此之前，除开战俘等官办移民举措，岭南每年移民南洋各地的不超过十万，地点也多集中在吕宋和扶南。而圣道十一年，猛然多出了数万江南移民，地点都是勃泥和勃泥之南的爪哇诸岛，因为吕宋和扶南等地的移民贷款太高，至少得八到十年才能偿清。到了圣道十二年，移民数目暴增数倍，由此掀起了英华移民南洋的**。

　　这股大势看在另有用心的人眼里，却觉有机可乘。

　　五月，皇帝回岭南后，春闱、院事推选以及南洋移民等事开始喧嚣于舆论，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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