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不过治安毕竟是谢县令的份内之事，所以这件事他也脱不了干系，结果被李恪训斥了一顿，接着就让谢县令全力推行李愔搞来的改革方案。而谢县令也存了戴罪立功的打算，所以从一开始就十分的配合。

　　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在城中搞出动静来，而这个动静就是发动人手查清了上海城各处的泼皮无赖，然后出去王府卫队，将这些人一网打尽，无论这些泼皮无赖的身后有什么样的背景，哪怕是和吴王府有关也不行，所以才出现了今天早上的情形。

　　对于李恪的这一举动，城中百姓是无比支持，几乎所有人都在高呼吴王英明，为城中解决了一大祸害。如此一来，李恪在城中的威望立刻如火箭般上升，对此李愔却有些不满，明明这件事他也有份，可惜除了孙氏夫妇等少数人外，其它人并不知道，结果好处全都让李恪得了。

　　而在借助短时间暴涨起来的巨大声望，李愔立刻打着李恪的名义，正式推出这次的改革方案，先是将城中所有的衙役全都朝廷整编考核，考核方面包括能力、品德、体力等各方面，凡是考核不合格者，全都予以辞退，甚至以前若有作奸犯科者，还会依法制罪。如此一来，城中的衙役虽然少了许多，但是风气却大为改善。

　　接下来再次由吴王府出面，招募了上千名良善之民为衙役，这些衙役与原来的衙役合并在一起，经过简单的培训之后，立刻开始在城中各地巡逻，而与此同时，李恪和李愔还将城中所有商户召集在一起，经过数天的谈判，终于敲定了收取‘治安费’的方案。

　　说起唐代的税收，这可是个大问题，初唐时主要还是租庸调，以一夫一妻为单位，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尺），为庸。

　　租庸调这种税收只要是个人都能看出问题来，因为这种税根本不管你每年的收入多少，职业如何，全都按这个标准来说，而这对于朝廷来说，除非国家人口大量增加，否则每年的收入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

　　当然了，这种税收制也有好的一面，比如在初唐这种人少地多的情况下，租庸调无疑是一种轻税，使得民众的负担很轻，也增加了百姓开垦荒地的热情。本来若是没有李愔这个变数的话，这种收制度还能用上一百多年，直到中唐时期人口增加，很多百姓分不到土地，这才导致租庸调的崩溃，而两税制开始兴起。

　　不过随着李愔的到来，大唐的商业极其繁荣，民间的财富增长极快，若是只按照租庸调的方式收税的话，那么政府的财政根本没有增长。不过正所谓因势而变，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许多变种的商税，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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