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拥护我们的”，这不过是对士气的自我激励。毛泽东总是说，既定的任务要在2年内完成，有的任务用4年完成，4年完不成5年完成。这都是强迫命令，而不是精确统计。

　　毛泽东把钟表的摆动作为一种哲学真理来加以信仰。在一次谈到辩证法问题时，他举了休息和起床的例子:“中国有句古话叫‘久眠思起’，眠后即醒，醒后又眠。”这是中国道家的说法。圈

　　一天，毛泽东邀请一位学者交谈。这位学者就是曾受过西方教育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费教授的花朵在“百花齐放”期间小心翼翼地开放过。“你能不能转变一下?”这位统治者问他的公民。

　　这是一个能打动人的问题，这表明毛泽东并不只是专横跋息者。

　　费孝通解释说，他已确立了自己的道路，他已加人有200名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这有利于相互帮助。

　　毛泽东迅即反驳:“不要同那两百个人打交道，另外找两百个人嘛。到工人农民中走一走，在那里就会找到两百个人。”费孝通怀疑这是不是有效。

　　毛泽东脱口而出:“真正的朋友要到工人农民中去找。”

　　毛泽东鄙视形形色色的专家，大跃进就是对非专业观念的庆贺。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型的专家没有生气，行止古怪。

　　这位半知识分子喜欢冷嘲热讽，同时又要与争道挡路的教授争个高低。

　　在汉口的一次讲话中，他列举了历史上一些没有受过教育，职位不高，年纪又不大，而成就了伟大事业的著名人物，以此来谴责专业知识、荣誉和高级地位。“范文澜同志，”他转向正在聆听他讲话的著名学者，“我说得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我说得不对，请你纠正。”毛泽东没有停顿，继续说:“马克思也不是在中年或晚年以后才一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青年时期。列宁创立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也只不过三十二岁…

　　在那些年月里，毛泽东用这种方式装作向年迈的范文澜请教有五六次之多。范文澜又不能—或者说感到不恰当—不回答。毛泽东喜欢显示自己历史知识的渊博，同时又表现出对历史学家的轻视。

　　在“百花齐放”夭折以后，他在一次强硬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用资产阶级建立他们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方法。

　　毛泽东召唤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他身边做医生，像李志绥这样的背景或按他的意愿为共产主义目标而工作的人是不多的。但是毛泽东喜欢那些去过西方或受过西式教育的职员，李志绥是从澳大利亚回来为国效力的。在1954年应召作为毛泽东的医生时，李志绥就说明他的“阶级背景”远不是“工人阶级”，可是毛泽东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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