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准备战斗。这是毛泽东自1949年以来所未曾经历过的。

　　这一次武汉部队司令员失着了，周恩来亲自陪同他回到北京。然而，这位武汉的“军阀”还是赢了，毛泽东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比极左分子更得人心。

　　武汉事件非但没有遏制反而增加了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的力量。《人民日报》曾宣称解放军已开赴了“支左”前线。但是，无论在武汉还是在其他地方，解放军根本没有“支左”。

　　红卫兵指责外交部长陈毅，他们占领了他的外交部，向世界各地的中国驻外使馆发电并命令他们在外交工作中采取强硬姿态。这使得中国与柬埔寨、缅甸及其他一些友好国家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

　　周恩来自己也被监禁两天。“资产阶级的臭老板，善于玩弄反革命伎俩”，这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给总理贴的标签。另一个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恩来，据说毛泽东的回答是:“那好，我跟他站在一起挨斗。

　　为了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新姿态，红卫兵冲进了英国代办处。

　　他们焚烧大使馆，辱骂那些惊恐的职员，并抓某些人的生殖器，让他们逐一在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前鞠躬。

　　毛泽东见造反派胡乱到这种地步，便加以制止。1967年秋，他频频谈到各派红卫兵要“大联合”，就像一年前他屡屡号召红卫兵要起来“造反”一样。当听到红卫兵攻击英国人的事件报告后，他抱怨说:“极左。”

　　陈毅向红卫兵承认:“我过去曾经多次反对过毛主席，今后也不敢保证不再反对他。要是在1966年，毛泽东是无法忍受这样的异己言论的。

　　陈毅讲得十分露骨:“马克思是德国人，于是德国产生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与他分庭抗礼，来修正他的学说；列宁是苏联人，苏联就出了赫鲁晓夫；毛主席是我们国家的人，肯定中国会出现一个人反对他，你们等着瞧吧。”

　　毛泽东没有也不能支持对陈毅的攻击。他看完陈毅的“黑话集”之后说:“此话不黑，口快心直。”

　　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命令停止对陈毅的批斗，从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毛泽东说:“他体重已减轻了二十七斤，我不能让他那个样子去见外宾。

　　和刘少奇相比，陈毅是幸运的。当风暴袭击到陈毅时，毛泽东已不再热心于风暴，陈毅之所以被保驾是因为毛泽东需要从大乱走向大治。

　　1967年的夏天显得炎热而漫长。毛泽东离开了北京，把“文化大革命”中最棘手的一段时期留给周恩来去应付。他去了武汉，后又到上海住了四周，同时沿长江两岸巡视。行程中他新的路线形成了。

　　“你们不能用斗地主的方法来对待干部。”毛泽东在杭州说，他反对给犯错误的领导人戴高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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