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挑动“左”派正是这样斗刘少奇的。“你们不能怀疑一切，也不能打倒一切。”他对武汉的同志讲，但他没有承认他不久以前所犯的正是这类错误。

　　经过反复思考后，毛泽东不再像两年前那样赞成造反有理了，他需要补救他的过失。他视察江西时说:“应该挽救那些能够挽救的干部。”

　　到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热衷于法律和秩序，“红小鬼”又受命返校。他们还在“闹革命”，但是复课限制了他们的行动。

　　毛泽东在江西对一些人说:“如果对左派不进行教育，就会成为极左派。

　　“红卫兵能掌权吗?他们今天掌权，明天肯定就被推翻。他们政治上还幼稚，……红卫兵还不成熟。毛泽东终于从他自己创造的“小鬼”中跳了出来。

　　“文化大革命”小组中一些老牌极左分子无力用同样的方法自救，很多人在1967年以前被捕。毛泽东甚至开始批评他的夫人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转而反对极左派，他选择了一个合理的同盟:请解放军出来帮助恢复秩序。在工厂、学校和机关，解放军取代了“不成熟的”红卫兵。

　　毛泽东为他起用军队恢复秩序找到了一个永远合理的借口:“军人不过是穿着军装的工人和农民。他早期的信条可能会更好地解释他的这一决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不久，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出现了。但“革命委员会”这个名字没有道出其实质。“革命委员会”由红卫兵、军人和1966年以后改造好了的干部组成，实际是一个不能移动半步的三条腿的怪物。实际上，革命委员会只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政治秩序的不易察觉的一步，不过军队的权力增大了。

　　1968年初的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林彪一起参加了一次集会。《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并刊有一张照片，林彪站在中间，周恩来在他的右边，毛泽东在他的左边。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解放军的负责人似乎成了中国的头号人物。

　　在1967年“二月逆流”中，老帅们进行了艰难抗争却靠边站了，毛泽东对此感到恼火。他生气地斥责王力:“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煮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进人1968年后，毛泽东的激愤有增无已，且愈加严厉。一个夏日的晚上的后半夜，两个组织、两代人、“文化大革命”领导班子中的两个派别出现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家中。

　　那些被毛泽东挽留的几个政治局同事坐在毛泽东的周围。在座的人有林彪和他的妻子；江青、康生、姚文元和谢富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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