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顶层的最后机会的气息。

　　新党章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换言之:我们最终要实现目标。但只有上帝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周恩来是“十大”升起的星。他的外交政策的跟随者有一些得到提升。某些反毛泽东主义的官员们也是这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周恩来有联系，并由于反林彪而受到过奖赏。与“九大”相比，极左派的军官们损失惨重。

　　然而，这并不是1973年这次大会的全部。极左派赶上前来了，不借毛泽东的风他们的帆船是驶不动的。来自上海的前纺织工人—年轻、英俊、好斗的王洪文，与周恩来均分了大会仅有的两个报告。“敢于反潮流”是王洪文的主题词。

　　大会着重讨论了林彪事件。对其处理采取了中国惯用的方式，林彪被“永远”开除出党。

　　毛泽东拒不选择第二号人物。林彪原来的职务—党的副主席，由五个人来分担。毛泽东似乎希望所有的竞争者都失去平衡，这要么是他对自己的权力松动不满，要么是他的将临深渊之感产生出一种遗憾。

　　毛泽东79岁，周恩来75岁，周恩来以下的四位副主席中的三位平均年龄接近70岁。39岁的王洪文在他们中间就像和五位老伯在一起的小男孩。

　　令人不安的事情是，这些早在20年代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兵们，现在仍主持着党的会议。而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包括江青)又不具备做新兵的气质或威望。

　　毛泽东并没有真正和谐地均衡各方面的力量。也许是由于他年老体衰，也许是由于刚惶自用，他正在深宫发出一些难以解释清楚的指令，使事态陷人混乱。

　　毛泽东的衰老在周恩来的意料之中，而江青则受周恩来的患病所鼓舞，她看到皇冠正滑向皇后的手中。

　　毛泽东的地位已明显不如“九大”了，他一度被直呼为“毛泽东同志”。在60年代后期根本听不到这样的称呼，毛泽东被誉为“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低也被称为“毛主席”。周恩来一般尽可能地使用列宁的语录，而在60年代后期更多的是引用毛泽东的语录。

　　与1969年相比，中央委员会不再像是毛泽东手中的工具。

　　它更加庞大。上一届有279名成员，现在则是319名，这表明代表着各种不同的利益。与以前的中央委员会相比，来自毛泽东故乡的成员少了一些。

　　林彪自取灭亡，毛泽东心力交瘁。

　　1973年11月寒冷的一天，澳大利亚总理与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就孟加拉的问题交换意见。一位外交部官员递给周恩来一张纸条。周恩来马上对惠特拉姆总理说:“我们能不能私下谈句话?”

　　当这位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亚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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